本帖最后由 冠豪001 于 2015-6-14 23:47 编辑
对于张三丰《无根树》中的这三首词，我们大致可以从这两重意义上来理解。这就是： 第一，“无根”与“有根”的关系。 张三丰从老子提出的天地万物始于“无”，“无”产生“有”，“有”最终归于“无”，即“无”是天地万物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个观点出发，认为“无根”与“有根”相比，“无”高于“有”，具有着超然的意义。张三丰由此推导出，有根的树不能移动，只能在固定的地方，汲取所在地的五行；无根树则不一样，可以四处游动，并且汲取各地的五行。 从他谈的“有根”和“无根”的关系中，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认为“无”如同一张白纸，“有”则如同一张已经画满了画的，或写满了字的纸。对于一张白纸来说，可以写最美的字，也可以画最美的画。对于已经有了字的，或有了画的纸来说，就无法在上面再写字和画画了。在这个意义上，“无”绝对高于“有”。 第二，突出了一个“静”字。 这就是说，在张三丰的思想中，“无”不能用任何数量和形体来衡量其“多”和“大”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达到“无”。在张三丰看来，就是要通过修炼，达到“静”。只有达到了静，才能把握住不断运动、变化着的一切事物。如果把握不住一个“静”字，就会陷入到空忙之中，即被世俗的一切所左右。《无根树》第二首词中所写的：“名利场，恩爱乡，再不回头空自忙”，说的就是要摆脱世俗观念的束缚，不要被世俗的一些事所左右，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淡泊名利。这就是通过修炼，使自己达到一种“无”的境界和保持一种“静”的心态。因此，“无”和“静”又表现为是同一含义。 对于张三丰所谈的这个“静”，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等。人们通常说的“你有你的千变万化，我有我的一定之规”，说明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在张三丰看来，只有达到了“静”，才能像一个高强的舵手，驾着船在海上航行一样，任凭惊涛骇浪，哪怕是“洪波海底翻”，都能把好舵，使船平稳地航行。说到底，只有保持一种“静”的心态，才能把握住一切。
二、张三丰道教哲学产生的原因 谈到张三丰关于修炼的道教哲学时，使我们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到，张三丰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哲学思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认识，这就是： 第一，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虽然开头已经谈过，张三丰的生卒年不详。然而，却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处鞑子统治时期，即或者是处在女真统治者建立的大金国时期，或者是蒙古统治者建立的大元中华时期。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我国历史上，中原先进的农耕民族，多次被北部落后的游牧民族用武力征服。这就是说，或者是北部的游牧民族将汉政权从中原赶到南方，形成了南北分治、割据的状态。或者是完全用武力征服了汉民族，建立了大一统的胡族（鞑子）政权。然而，当胡族（鞑子）用武力征服了汉民族之后，中原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却彻底同化了胡族（鞑子）那种落后的游牧文明。这时作为统治者的胡族（鞑子）来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胡族（鞑子），而是只有胡族（鞑子）之名，实际上成了农耕文明意义上的“胡族（鞑子）”，即中原化了“胡族（鞑子）”。 我们还可以看到，胡族（鞑子）用武力征服了最有高度文明的中原农耕民族，并且建立了胡族（鞑子）政权之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将自己说成是华夏的“正统”代表（实际上在征服中原的时候已经打着这样的旗号了）。如何说明自己是华夏的“正统”代表呢？就是用先进的农耕文明，改造自己落后的游牧文明。而在用先进的农耕文明改造落后的游牧文明过程中，因为处在政权建立的初期，就决定了在继承中原农耕文明方面是有选择性地继承，即以继承积极的方面为主，对于消极性、劣根性的方面，则是摒弃。所以，我们又可以说，在我国的历史上，往往是胡族（鞑子）征服了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原农耕民族后，将我们的华夏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对历史的简要回顾后我们便可以说，处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张三丰对此看得十分清楚。这就是说，他亲眼看见了比中原农耕民族落后得多的女真鞑子，或者是蒙古鞑子，征服了中原地区，或者是征服了整个中国之后，将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峰，如在生产技术方面，元代丝织业、棉纺织业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1295年以后，黄道婆发明了轧车和三绽纺车，推动了松江地区，乃至全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又如，在文化方面，元曲就是继唐诗、宋词之后，成为元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使华夏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张三丰《无根树》中这三首词谈到“无根”和“有根”的关系，说明的正是这样的问题。这就是说，在张三丰看来，无论是女真鞑子，还是蒙古鞑子，之所以能推动中国的中原地区，或者是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存的发展，就在于用武力征服了汉民族之后，建立政权的初期是“轻装上阵”。相反，作为具有着高度文明的中原农耕民族来说，虽然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化，但时间一长，由于各种成分的积淀，就决定了这种辉煌的历史文化中，劣根性因素也在不断地增加。而且我们还可以说，历史越悠久，所积淀的一切都无法抛弃，从而使这种辉煌的历史文化成为了沉重的包袱。在张三丰看来，无论是女真鞑子还是蒙古鞑子，征服了中原地区或整个中国之后，如同“无根树”一样，可以四处移动，汲取各地的精华，他写的“梅寄柳，桑接梨”等，说的就是鞑子征服了农耕民族后，在发展中没有任何顾虑，甚至是梅树、桑树都可以生长在柳树、梨树上。相反，具有着高度文明的农耕民族，却如同“有根树”一样，只能生长在特定的地域内。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才产生了张三丰这样的思想。 第二，他的一些生活方式所决定的。 《明史》中谈的十分清楚，张三丰由于 不饰边幅，又号张邋遢。颀而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书经目不忘，游处无恒，或方能一日千里。善嬉诣，旁若无人。尝游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光。”时五龙、南岩、紫霄俱毁**，三丰与其徒去荆榛，辟瓦砾，创草庐居之，已而舍去。（3） 《明史》中谈的这些这些虽然带有传奇色彩，但却使我们认识到，至少说明了他表现出了一种不拘小节的行为，淡泊名利的行为。 我们可以说，这里反映出他对世间的一切，如对荣华富贵等，表现出了淡泊，因此他才能潜心钻研学问。《明史》中谈的“书经目不忘”，实际上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还有就是《明史》中所谈到的，他带弟子云游武当山，将因战乱被毁的武当山道观重建时，是“去荆榛，辟瓦砾，创草庐居之”，并且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仍然潜心修炼，这也是他能修炼成功，并且形成他的哲学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决定了他离开武当山之后，他的弟子将他的思想予以弘扬。才有在明永乐年，引起了成祖朱棣的重视，并且不惜重金，重建武当宫观。这就是成祖 命工部侍郎郭进、隆平侯张信，督丁夫三十余万人，大营武当宫观，费以百万计。既成，赐名太和太岳山，设官铸币以守，竟符三丰言（4） 很明显，说的就是张三丰能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并且成为道教武当派的太极宗师，就是同他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淡泊名利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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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14 2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