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师。有幸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以得到很多的名师指点。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读上大学，成为至今的遗憾。值得庆幸的是，我却比一般人得到更多的恩师教诲，更好的师德熏陶，使我的人生更加精彩。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我要向所有的恩师敬礼，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我的第一位良师是父母亲。他们虽然文化不高，但是耳濡目染她们的为人风范，言传身教却奠定了我做人的基础，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还在髫龄之时，父亲就教我背诵《汤头歌诀》、《药性赋》、《三字经》等启蒙书本，为病患者送医采药也把我带上。行走在田间路上，看见碎玻璃，锈铁钉之类，他都要一一捡起，以防刺伤别人。母亲慈善为怀，自己吃穿总是又差又旧，舍不得用好的，资助亲朋好友却从不吝啬。乐于助人，勤劳节俭是所有认识的人对她的一致评价。因此，我在父母的遗像旁题词是“忠厚如山仁济善行在目,慈爱似海恩德润泽于心”。我七岁上学，家庭是班级中最贫穷弱势之一，但是所有的老师对我都非常疼爱。从三年级开始，就担任学习委员或班长直到毕业。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的童美桂老师，教算术的史美珍老师，教导主任李竞新老师也经常到我们这个十年制试点班，她们象慈母般和蔼亲切，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使我们掌握了进入社会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因此，在毕业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今年是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和同学都有邀请她们到会，共叙师生情谊，重温学校温馨景象。 1966年夏天，我以优秀的成绩考入邵武一中。但是“文革动乱”使我丧失了在正规学校读书机会，我只好回到大同大队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1968年复课二年。学校大多是学工学农学军的课程，父母为了生计，又把我叫到队里劳动。由于父亲是“半路出家”，只会放牛，半农半医，农活并不熟练。因此所有的农民都是我的师傅。尤其是张兆光，陶顺生两位老农成了我最好的老师。他们热心地教我计划农时，播种插秧，用牛犁地，耙田做畦，种菜施肥，摇桶浇水，手把手地帮助，使我很快也成为熟练的农把式，样样农活都做得很棒，挣得全劳力工分，年年评为五好社员，劳动模范。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廖三泉正好同在一个生产队，不但在农活上，生活上帮教，还鼓励我自学医药，推荐我当赤脚医生，到1979年亲自担任我的入党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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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9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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