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1.4em]在中国，医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职业。一方面被尊称为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另一方面，因红包、回扣、态度差等问题而备受谴责，成了大家眼中无视生命的“恶魔”。有人表示，是吃人的制度让医生让某些医生从天使变成了魔鬼。沿着这条路径，人们理所当然地把医生的艰难处境归因于由来已久的创收机制，归因于实用主义。
这种解释十分有吸引力，但是这种实用主义对创收机制的强调可能只是造成中国医生尴尬处境的一部分原因。深究而言，中国医生的尴尬处境是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冲突的一种悲剧体现。医生的尴尬处境不仅仅是由于实用主义，还由于
道德主义。中国医生的状态不仅是由于生活在一个对医术和医德有过高期待的时代，更生活在一个自己收入与病人收费挂钩，需要从病人身上赚更多钱的社会。
假如医生生活在一个不用创收的医疗体系里……
假如医生生活在一个不用创收的医疗体系里，医生的处境可能会有所不同。医生的工资不与创收挂钩，就不需要发愁每天要看多少个病人的问题，不需要发愁多开处方，这个对他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样就不会将患者看作是“对立面”，就不会想如何提高药价和多检查让患者多掏钱。
但是，我们的公立医院号称是公益性，可事实上，却与公益性完全不沾边。据了解，目前，国内公立医院医生工资与创收挂钩的奖金比例过高，奖金最高能占到全部工资的70%-80%。
2005年的一次外科医生会议上，90岁高龄的中国外科开创者裘法祖从口袋里掏出《左传》念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呼吁医生首先应是个有爱心、有同情心的好人。裘氏刀法入神，他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尽管如此，这位巨匠仍然主张“能够不开刀的就不要开刀”。
可是，对于众多的普通医生而言，不管是“立德”，还是“立功”，即便是“立言”都跟他们离得太远了。正像袁钟向记者分析的那样，医生也是凡人，也需要生存。当儿子的奶粉、老婆的化妆品和自己汽车的油钱都需要他来挣的时候，我们能够要求他们完全忘我、无我的工作吗？更何况，他们的生活经常充斥着超负荷的工作，无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平衡时间压力，还经常遇上难以沟通的病人。
假如医生生活在一个没有道德绑架的社会里……
假如医生生活在一个完全将医疗看成为一种服务性商品的社会里，没有所谓的道德绑架，中国医生处境也许不会是现在这样。如果把医疗完全看作为一种服务性商品，那么决定自己收益的唯一考量是向社会所提供的有效服务，愿意出更高价的可以买到更好的服务，基础医疗服务补贴只能为大众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医生可凭真才实学兑现价值，不用做“看病难看病贵”的背锅侠。
然而，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普通百姓迄今一直认为医疗应该是一种公益行为，这种认识与西方主流的“医疗是一种服务性商品”大相径庭。人们称赞医务工作者为“白衣天使”、妙手仁心，是因为医务人员救死扶伤，他们从事的工作不单纯的是门职业，而是负有更高道义责任与道德要求的事业。“医术为仁术，救死扶伤应放在第一位”已经成为中国医生的一般行为准则。一切向钱看将受到民众的谴责。这种道德主义已经成了医生执业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有句古语：“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某种程度上，物质的贫乏进一步放大了我们人性中的劣根性。美国的医生不能说都清白，但在物质到达一定基础后，他们重名誉超过金钱。每个医生一上午可以慢条斯理地看10来个病人，在病人看来，这个医生即便医术平庸，也可以因握着病人的手，朝病人友善地微笑而变得可亲和神圣起来。要说中国和美国医生的道德基因有什么显著的区别，还真不相信。但制度的不完善、不科学最后却都集中在医生身上，一并展现给了病人和舆论。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里奥·弗兰克总结了医改的规律，破除医生因为经济利益，利用自身信息优势给患者尽可能多提供医疗服务和多开药的激励，是每个国家医改的核心。根据理论规律和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医生的收入应该高水平、不挂钩、透明化。而透明化则是因为财政拨款，与创收无关。而更为关键的是，财政拨款的“款”不是从患者身上赚得的，否则，只是换一种方式，仍然是难以脱钩。
遭受道德主义和功利主义双重打击的中国医生
医生创收受到了整个社会的非议，但医生们创收是自愿的吗？当然不是，是被制度和现实所逼。但这种行为在大众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天使，怎么可以把赚钱看的如此重要，经常把“医生创收”视作洪水猛兽，对之进行痛殴。但在医生们看来，我们只是凡人，需要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乃至到教育养老，这些生存都是需要很高成本的，医生也不能免俗。
医患双方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患者深受“医生救死扶伤是仁术”的观念的影响，医者生活所迫，不得不一切从实际功利出发。
这两套价值观的冲突正是中国医生艰难处境的根源，假使医生只生活在推崇医疗是商品的实用主义世界里，就不会被指责为“心黑如墨且腰肥流油”；又假使医生只生活在推崇医生是仁术且完全公益的医院里，不需要背负创收指标，不会被逼从患者身上赚钱，因而也不会被指责没有医德。
而悲剧在于中国医生生活的时代是两套价值观并存的时代，医生的处境是两套价值观彼此矛盾的环境。因而医生不得不接受实用主义的安排被逼创收，又不得不接受道德主义的评判——医德败坏。
(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
发表于 2016-10-3 07:00